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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杜甫教学设计
作为一名默默奉献的教育工作者,时常要开展教学设计的准备工作,教学设计是对学业业绩问题的解决措施进行策划的过程。你知道什么样的教学设计才能切实有效地帮助到我们吗?下面是小编整理的走进杜甫教学设计,欢迎大家分享。
第一课时
一、教学导入:
杜甫与李白一向被视为唐诗世界中两座并峙的高峰,同时,他们也构成了唐诗的分野。尽管李、杜的年龄只相差十一岁,他们也都经历过唐王朝的全盛时代和由盛入衰的安史之乱,但他们的创作,却存在某些根本的不同。李白诗歌的主导风格,形成于大唐帝国最为辉煌的年代,以抒发个人情怀为中心,咏唱对自由人生的渴望与追求,成为其显著特征。
而杜甫诗歌的主导风格,却是在安史之乱的前夕开始形成,而滋长于其后数十年天下瓦解、遍地哀号的苦难之中。因此,流响于刚刚过去的年代中的充满自信、富于浪漫色彩的诗歌情调,到了杜甫这里便戛然而止。在飘零的旅途上,杜甫背负着对于国家和民族命运的沉重责任感,凝视着流血流泪的大地,忠实地描绘出时代的面貌和自己内心的悲哀。这种深入社会、关切政治和民生疾苦、重视写实的创作倾向,和由此带来的语言表现形式方面的一系列变化,不仅标志了唐诗内容与风格的重大转折,也对中唐以后直至宋代诗歌的发展,造成了深刻的影响。
但是,盛唐诗歌的一些重要特征,在杜甫的诗歌创作中仍然有所体现。激情虽然在他的诗中受到抑制,却仍然可以感受到它的存在;雄伟壮大之美,也仍然是诗人的爱好。他的那些关于时事政治的诗篇,大抵是真诚情感的流露和结晶,而并非以预定的社会功利目的为首要的出发点。从这些方面来说,杜甫与盛唐文化终究有很深的关联。
为什么唐诗会发生如此变化,为什么历史会贡献这麽一个“诗圣”,多事之秋的时代和不屈不挠的个性怎样成就杜甫独特的个性,万方多难中成就的诗圣道路对我们成长中的青年人有怎样的人生启迪,让我们沿着历史的轨迹去探寻,去思考,来借鉴。
二、走进杜甫,了解杜甫其人其事
(梳理杜甫的成长轨迹,了解杜甫的历史成就)
(一)、杜甫的生平和个性
杜甫(712—770)字子美,生于巩县(今属河南)。他出身于一个具有悠久传统的官僚世家,自十三世祖杜预以下,几乎每一代都有人出任不同的官职,所以杜甫自豪地称为“奉儒守官,未坠素业”(《进雕赋表》)。其母系为唐代士族中门第最高的清河崔氏。只是杜甫的父亲杜闲只做到奉天县令,这个家庭已呈衰落之象。
家庭给予杜甫正统的儒家文化教养,和务必要在仕途上有所作为的雄心。所以,终其一生,高蹈出世的念头很少占据他的头脑。另外,唐代是重视诗歌的时代,而杜甫的祖父杜审言正是武后朝中最著名的诗人,这更加深了杜甫对诗歌的兴趣。他曾很骄傲地对儿子说:“诗是吾家事。”(《宗武生日》)追求仕途事业和不朽的诗名,共同构成了杜甫的人生轨道。
(二)、杜甫的人生分期
根据杜甫的人生经历,大多数史家都把杜甫一生划分为四个时期:
1.读书与漫游期(35岁前)(711-746)
①这一时期,杜甫所作之事不外乎四件:读书、漫游、求官、交友。
②读书方面:他出身于“奉儒守官”之家庭,家教极好,早期即通览儒家典籍,因为家庭出身和出生地(巩县)均受儒家文化浸染较深,杜甫早期所受的教育是严格的儒化教育,这与李白是不同的。
③漫游方面:这一时期,他游历了大半个中国。他19岁游山西,20岁游吴越,25岁时游齐赵,三十三岁时游梁宋,三十四岁时再游齐赵。这与李白颇为相似。杜甫年轻时,其父杜闲为奉先县令,可能经济方面较为宽裕,因此,杜甫青少年时代还是有过一段“恣情快意”“势马轻狂”的生活的。
④求官:开元二十三年(735)杜甫曾到洛阳参加进士考试,未中。但 并未给年少轻狂
的杜甫以打击,甚至在此期,杜甫还没有进行过什么干谒活动,可能是因为年轻还不黯时事。
⑤交友:745年李白被赐金放还,杜甫有幸在洛阳一睹诗仙风采并与之结下深厚友谊。此
后,杜甫有许多诗篇咏及李白。洛阳相遇,李白与杜甫同游梁宋,在梁宋时对结交诗人高适,三人纵酒射猎,品文论诗,着实逍遥了一阵子。这一时期,杜甫还交了一个与他一生厮守,相濡以沫的知音,那就是他的妻子杨氏夫人。大约是在开元二十九年(741)年,杜甫与司
农少卿杨怡之女杨氏喜结伉俪,此后杜甫的荣通困顿,杨氏夫人始终守候在其身边,任劳任怨,是杜甫困顿蹇滞的人生路途的一大幸事。
⑥此期代表作《望岳》。
这时正当开元盛世,他的经济状况也较好,是他一生中最快意的时期。诗人从小就“好学”,七岁时已开始吟诗,“读书破万卷”、“群书万卷常暗诵”的刻苦学习,为他的创作准备了充分的条件。从二十岁起,他结束了书斋生活,开始了为时十年以上的“壮游”。先南游吴越,后北游齐赵。游齐赵时,曾先后和苏源明、高适、李白等人有时呼鹰逐兽,打猎取乐,有时登高怀古,饮酒赋诗,并和李白结下了“兄弟”般的友谊。在这长期的壮游中,诗人接触到我们祖国无比丰富的文化遗产和壮丽河山,不仅充实了他的生活,也扩大了他的视野和心胸,为他早期诗歌带来相当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望岳》诗可为代表。“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正流露了诗人对一切事业(包括创作在内)的雄心壮志。但由于这种生活方式,不可能接近人民,深入现实,因此,作为一个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这只是他的创作的一个准备时期。 “七龄思即壮,开口吟凤凰。九龄书大字,有作成一囊。”(《壮游》
2.困守长安十年时期(35岁-44岁)(746-755)
这一时期,杜甫觉醒了,开始汲汲于仕途。他来到了长安。
①天宝六年(747),他在长安再次应科举考试,因李林甫玩弄权术而落选。
②献《雕赋》、《三大礼赋》,玄宗命待制集贤院,但一直将其闲置。其生活困苦艰难。他的生活是“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羹与冷炙,到处潜悲辛”。他饱尝仕途之艰辛,开始关注现实,关注政治。
③困守十年,终于获得河西尉的一个小官,弃而不作,旋被命为右卫率府胄曹参军(掌器杖的小官)。
④此期代表作《咏怀五百字》、《兵车行》、《丽人行》等。这一时期,杜甫先在长安应试,落第。后来向皇帝献赋,向贵人投赠,过着“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的生活,最后才得到右卫率府胄曹参军(主要是看守兵甲仗器,库府锁匙)的小官。这期间他写了《兵车行》、《丽人行》等批评时政、讽刺权贵的诗篇。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尤为著名,标志着他经历十年长安困苦生活后对朝廷政治、社会现实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直到天宝十四载十月,杜甫困守长安十年后,才被任命为河西(今陕西合阳县)尉。杜甫并未接受这个卑职。不久后又被任命为右卫率府兵曹参军,这是一个掌管兵甲器仗和门禁锁钥的正八品下的小官,与杜甫的理想比较,简直有点滑稽。所以杜甫作《官定后戏赠》一诗以解嘲:“不作河西尉,凄凉为折腰。老夫怕趋走,率府且逍遥。耽酒须微禄,狂歌托圣朝。故山归兴尽,回首向风飙。”
这时是安史之乱的酝酿时期,当权的是奸相李林甫和杨国忠,杜甫不仅不能实现他的“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政治抱负,而且开始过着“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的屈辱生活,以至经常挨饿受冻:“饥饿动即向一旬,敝衣何啻悬百结。”在饥寒的煎熬下,杜甫也曾经想到退隐,作一个“潇洒送日月”的巢父、许由,但他没有回避艰苦,还是坚决走上积极入世的道路。这是一个重要的契机。生活折磨了杜甫,也成全了杜甫,使他逐渐深入人民生活,看到人民的痛苦,也看到统治阶级的罪恶,从而写出了《兵车行》、《丽人行》、《赴奉先咏怀》等现实主义杰作。十年困守的结果,使杜甫变成了一个忧国忧民的诗人。这才确定了杜甫此后生活道路和创作道路的方向。
3.陷贼与为官时期(44岁-48岁)(755-759)
①安史乱起,杜甫被安火乱军所俘,被困在长安近一年,后越过战争最前线,冒死逃脱,达于行在,肃宗任为左拾遗,旋因谏房馆事激怒肃宗,遭疏远,旋被贬华州司功参军,弃官到秦州到同谷、到成都。 ②曾有过一段优裕从容的为官生活。有过一些吟咏宫廷生活的诗歌。
③疏远贬官之打击更拉近了他与社会现实生活的距离。
④代表作:《北征》、《三吏》、《三别》、《羌村三首》、《月夜》、《悲冻陶》、《悲青坂》、《春望》。
安史之乱爆发,潼关失守,杜甫把家安置在州,独自去投肃宗,中途为安史叛军俘获,押到长安。他面对混乱的长安,听到官军一再败退的消息,写成《月夜》、《春望》、《哀江头》、《悲陈陶》等诗。后来他潜逃到凤翔行在,做左拾遗。由于忠言直谏,上疏为宰相房事被贬华州司功参军(房善慷慨陈词,为典型的知识分子,但不切实际,与叛军战,采用春秋阵法,结果大败,肃宗问罪。杜甫始为左拾遗,上疏言房无罪,肃宗怒,欲问罪,幸得脱)。其后,他用诗的形式把他的见闻真实地记录下来,成为他不朽的作品,即“三吏”、“三别”。 “三吏”:为“石壕吏”,“新安吏”,“潼关吏”;“三别”:为“新婚别”,“无家别”,“垂老别”。 这是安史之乱最剧烈的时期,国家岌岌可危,人民灾难惨重,诗人也历尽艰险。在陕北,他曾经和人民一起逃难,在沦陷了的长安,他曾经亲眼看到胡人的屠杀焚掠,和人民一同感受国亡家破的痛苦。为了献身恢复事业,他只身逃出长安,投奔凤翔。“生还今日事,间道暂时人”,“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从这些诗句也就可以想见当时的艰险和困苦。脱贼后,他被任为左拾遗,这是一个从八品、却又很接近皇帝的谏官。就在作谏官的头一个月,他因“见时危急”,上疏营救房官的罢相,不料触怒肃宗,几受刑戮。从此他屡遭贬斥,但也因而多次获得深入人民生活的机会。在由凤翔回州的途中,在羌村,在新安道上,他看到了各种惨象,他和父老们,和送孩子上战场的母亲们哭在一起。安史之乱是带有民族矛盾性质的,当时进行的战争乃是有关国家存亡的自卫战争。因此杜甫对待战争的态度也就和以前不同,不是反对,而是积极号召。他哀悼那为国牺牲的“四万义军”,他告诫文武官吏要“戮力扫搀枪”,他一方面大力揭露兵役的黑暗,同情人民;一方面还是勉励人民参战。由于深入人民生活,并投入实际斗争,这就使他写出了《悲陈陶》、《哀江头》、《春望》、《羌村》、《北征》、《洗兵马》和“三吏”、“三别”等一系列具有高度的人民性和爱国精神的诗篇,并达到了现实主义的高峰。
4.漂泊西南时期(48岁-59岁)(759-770)
①漂泊西南,曾在杜甫草堂过过一致闲适雅致的宁静生活,他与妻子孩子和谐地生活在一起。
②严武两次镇蜀,对其资助颇大。
③曾因叛乱而一度携家流亡于梓州、阆州、绵州一带。
④严武去世后,携家由三峡出蜀。曾在奉节小住,旋漂泊于今湖北湖南一带,以船为家,备受流离困顿、衣不蔽体、食不果腹之苦。于770年困死于一条破船上。
⑤此期为杜甫创作的丰收期,其诗留传到现在的有1400余首,有1000余首作于此期,代表作《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又呈吴郎》、《秋兴八首》、《诸将》五首、《秋兴》八首、《咏怀古迹》五首、《旅夜书怀》等。 “漂泊西南天地间”(《咏怀古迹》五首之一)的十一年,也是杜甫诗歌创作的重要时期,留下的作品有一千余首,占其《杜工部集》存诗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又呈吴郎》、《秋兴》、《诸将》、《咏怀古迹》、《旅夜书怀》等,都是这一时期的优秀代表作。尤其以旅居夔州的二年为中心,杜甫的律诗创作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可以说是杜诗的第二次高峰。
第二课时
三、杜甫其人其诗
(一)杜甫其人——杜甫性格形象探析
1、忧国忧民积极用世
用杜甫自己的话来说,“穷年忧黎元”,是他的中心思想,“济时肯杀身”,是他的一贯精神,“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是他的最高理想和主要手段。他拿这些来要求自己,也用以勉励朋友。他表彰元结说,“道州忧黎庶,词气浩纵横。”他对严武说,“公若登台辅,临危莫爱身。”他对裴虬也说,“致君尧舜付公等,早据要路思捐躯。”正是这些进步思想,形成了杜甫那种永不衰退的政治热情、坚忍不拔的顽强性格和胸怀开阔的乐观精神,使他成为我国历史上政治性最强的伟大诗人。当然,这和他的接近人民的生活实践也是分不开的。
2、杜甫的持守和追求
杜甫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但他从切身生活体验出发,对儒家的消极方面也有所批判。比如,儒家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杜甫却不管穷达,都要兼善天下。儒家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杜甫却是不管在位不在位,都要谋其政!尽管“身已要人扶”,然而他却说“拔剑拨年衰”。尽管“万国尽穷途”,“处处是穷途”,然而他却是“不拟哭穷途”,“艰危气益增”。前人说杜甫的许多五律诗都可作“奏疏”看,其实何止五律?我们知道,儒家也谈“节用爱人”,“民为贵”,但一面又轻视劳动,轻视劳动人民。杜甫与之不同,他接近劳动人民,也喜欢劳动,甚至愿为广大人民的幸福牺牲自己。儒家严“华夷之辨”,杜甫却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这种狭隘性。他主张与邻族和平相处,不事杀伐,所以说:“杀人亦有限,立国自有疆。苟能制侵凌,岂在多杀伤?”(《前出塞》)因此他非常珍视民族间的和好关系:“似闻赞普更求亲,舅甥和好应难弃!”(《近闻》)对玄宗的大事杀伐以致破坏这种关系则加以非难:“朝廷忽用歌舒将,杀伐虚悲公主亲!”(《喜闻贼盗蕃寇总退口号》)
3、杜甫性格成因
⑴在杜甫年轻时代,他的性格中就包涵着两种不同的因素。 一方面,他自幼接受儒家正统文化的熏陶,把贵德行、重名节、循礼法视为基本的人生准则;而同时,他也受到时代风气的影响,有着颇为张狂、富于浪漫气质的一面。后来经过重重苦难的磨砺,杜甫个性中放狂的一面收敛了许多,传统的儒家人生观对于他的个性和行为习惯起了更重要的作用,但他也并不是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变成了纯粹的恂恂君子。
⑵杜甫始终对屈辱的生活处境十分敏感。滞留长安及漂泊西南时期,杜甫常常不得不寄人篱下,仰仗权势者的济助。他在诗中写道:“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苦摇求食尾,常曝报恩腮。……休为贫士叹,任受众人酢! (《秋日荆南述怀三十韵》)一个身负“太平宰相”之志的人,却成为一名失业者、乞食者,怎么能不深感痛苦呢?这些诗句同李白的“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表白,看起来绝不相同,实质上却有相通之处。杜诗中那种对于国家和社会的关切,固然是出于真情,但也未始没有在自觉得碌碌而生、于世无益的情况下,在精神上自我提升、自我拯救的意味。
⑶杜甫把诗看作是他终生的事业,认为“诗是吾家事”(《宗武生日》)。他7岁学诗,直到死亡前夕,没有停止过写诗,他从安史之乱起,至抵达成都前,在最艰苦的岁月里,写出的诗歌思想内容最为深刻;他在夔州身体衰弱多病,写作的数量最为众多。他有丰富的生活经验,充满爱国爱人民的政治热情,在艺术技巧上也狠下功夫,“语不惊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新诗改罢长自吟”(《解闷十二首》之七),说明他创作的严肃态度。
4、杜甫遭际的历史分析
与杜甫辉煌的艺术成就相比,他的人生堪称悲剧,造成这样悲剧的原因是什么呢?
奸臣当道
战乱频繁
皇帝昏庸
性情选择
命运巧合
5、总结:
总之,杜甫“忧国”,却不能因此而泯灭良知,回避眼见的事实①;他“忧民”,却又不能因此背弃唐王朝的根本利益,因此只能在尖锐的矛盾中寻找折衷的途径。而这种折衷又是很勉强的,这使诗中表现出的情绪显得非常痛苦。我们没有理由苛责杜甫,作为封建时代的诗人,能够如此严肃地正对现实,关怀人民,已是难能可贵。但在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在以后长期的封建社会中,他获得“诗圣”这样一个带有浓厚道德意味的尊称,也是有其深刻的原因的。
在杜甫年轻时代,他的性格中就包涵着两种不同的因素。
一方面,他自幼接受儒家正统文化的熏陶,把贵德行、重名节、循礼法视为基本的人生准则;而同时,他也受到时代风气的影响,有着颇为张狂、富于浪漫气质的一面。他的《壮游》诗回忆往事,自称“性豪业嗜酒,嫉恶怀刚肠”,“饮酣视八极,俗物都茫茫”;在文学上,连屈原、贾谊、曹植、刘桢那样的人物都不放在眼里,可见他是多么骄傲。在与李白、高适等人交游时,他们纵酒放歌、慷慨怀古、驰逐射猎,也很有几分任侠之气。后来经过重重苦难的磨砺,杜甫个性中放狂的一面收敛了许多,传统的儒家人生观对于他的个性和行为习惯起了更重要的作用,但他也并不是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变成了纯粹的恂恂君子。《旧唐书》本传说他“性褊躁”、“无拘检”、“傲诞”,不会是毫无根据的。其实,如果没有几分“傲诞”、“褊躁”,恐怕很难成为一个诗人。这方面一个突出的表现,是杜甫始终对屈辱的生活处境十分敏感。滞留长安及漂泊西南时期,杜甫常常不得不寄人篱下,仰仗权势者的济助。他在诗中写道:“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苦摇求食尾,常曝报恩腮。……休为贫士叹,任受众人酢!/p>
(《秋日荆南述怀三十韵》)一个身负“太平宰相”之志的人,却成为一名失业者、乞食者,怎么能不深感痛苦呢?这些诗句同李白的“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表白,看起来绝不相同,实质上却有相通之处。杜诗中那种对于国家和社会的关切,固然是出于真情,但也未始没有在自觉得碌碌而生、于世无益的情况下,在精神上自我提升、自我拯救的意味。
对人生信仰、政治理想的执着,也是杜甫个性的一大特征。后代有人说杜甫是“村夫子”,杜甫诗中也自称“乾坤一腐儒”(《江汉》),都是就这一种执着态度而言。所谓“致君尧舜”,所谓“忧民爱物”,这些儒家的政治观念,在很多人只是一种空谈、一种标榜,杜甫却是真心地相信和实行它。而且,儒者本有“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进退之路,杜甫却不愿如此,他是不管穷达,都要以天下为念。甚至,愈是社会崩溃昏乱,他愈是要宣扬自己的政治理想,相信尽管“万国尽穷途”(《舟出江陵南浦奉寄郑少尹审》),但靠了一点一滴的人力,终究能够改变现实。他的这种执着态度,在当年实际的政治生活中未必有什么用处,对于诗人来说却是重要的。因为唯其如此,杜甫才能始终保持正视现实的热情和勇气。
杜甫是一个感情丰富的人。他和李白交往的时间并不长,但当李白遭遇危险时,他却魂牵梦绕,再三写下《梦李白》、《天末怀李白》等感人至深的诗篇。他在夔州离开自己住过的一所房屋时,也不能忘记以前常来自己院中打枣为食的邻家老妇人,特意写了《又呈吴郎》诗,嘱托新主人对她应多加体谅。当然,更多的诗篇抒发了他对战乱中的国家和贫苦大众的强烈的忧念。只是,杜甫的情感,不像李白那样奔泄而出,而是受到理智的节制。这一性格特点,直接影响杜甫的诗歌创作,就是:杜甫更喜欢、更擅长在严格的形式中,以精心选择、反复锤炼的语言来抒发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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